2017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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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保持先进性要澄清信仰上的四个模糊认识
 
                                  陈学明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在于有崇高的信仰,也就是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活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澄清模糊认识,使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理解、信奉和遵循马克思主义。

  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气吞山河的话:“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们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么回事!”

  10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一基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不要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胜利前进,就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后,又重新焕发出顽强生命力,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邓小平之所以能在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产生忧虑的关键时刻作出这一判断,主要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崇高的信仰。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在于有崇高的信仰,也就是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活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澄清模糊认识,使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理解、信奉和遵循马克思主义。

  当前,究竟存在着哪些模糊认识阻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呢?笔者认为,这些模糊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苏东剧变是不是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随着苏东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的问题一下子毫不留情地呈现出来。不要说那些西方的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就是原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迫不及待地用苏东剧变来做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判决。弗兰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借用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来论证“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

  这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苏东剧变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消身隐退便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尚不能在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间直接划等号,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则另当别论。面对这一重大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造成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确信无疑,即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致。苏东剧变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入探讨了苏东剧变的原因。我们非常赞赏他们所作出的如下基本判断:苏东剧变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而是使她变得更加纯洁、更有吸引力、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不仅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只要他们具有“平静的心态”和“起码的良知”,也不会从苏东剧变直接得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业已死亡,只能把它们送到历史博物馆去供人们展览的结论。德国的J.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

  确实,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等社会主义风尚和道德,与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两极分化、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持久得多。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贪婪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就不会过时,就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人们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就永远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西方资本主义是否已变得无限美好,从而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武器就不会失去力量。

  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来说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F.詹明信就认为,以资本主义已发生变化为由,来宣扬马克思主义业已过时,是最常见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做法。他承认,资本主义进入后现代时期,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但他同时又强调:“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在詹明信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

  法国思想家J.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大祸害,随后指出,面对这十大祸害,人们只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正确认识。德里达指出,现代人要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激励。德里达认为,唯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这一伎俩的实质。

  最近几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西方许多其他学者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作出了深入研究。其最新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其一,当代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其体系是不公正的,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压迫之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拦路抢劫”。它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反而加剧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而且还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其二,当代资本主义是“赌场资本主义”,这一巨大赌场,也把众多的普通居民卷入其中。尽管极少数普通居民在这一赌场中偶尔也有小赢,但从总体上说,普通大众照例都是牺牲者。其三,当代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信息化和网络化非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性质,反而加剧了新的贫富两极分化,新的社会不公。其四,当代资本主义是“消费资本主义”,越来越被物所包围,大规模地对物进行消费,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其五,当代资本主义是“涡轮资本主义”。在“涡轮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濒临犯罪的边缘甚至处于犯罪的中心了。

  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其他西方学者的这些最新研究成果,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当代资本主义绝不是一幅歌舞升平的画图。面对这样一幅画图,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旗呢?有什么理由不通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呢?

  三、步入21世纪的人类是否可以离得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当今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人类在过去、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走过的道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人类在过去、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已步入了生活的严重误区,这就是以消费主义、享受主义、现实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作为生活准则,直接导致了人把明明是属于人的东西当作动物的东西加以体验和享用,与此同时却把明明是属于动物的东西当作人的东西加以体验和享用,于是出现了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类不是越来越远离动物性、而是越来越返回动物性的悲剧。他们强烈要求以新的价值观念来指导21世纪的人类生活,在他们看来,这种新价值观念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所提供。马克思所提出的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上仍是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境界,它不仅崇高而且科学。

  还是以德里达的有关论述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要规划人类的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他经过对20世纪后半期人类历程的深刻反思,领悟到,倘若人类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会走向野蛮、黑暗的境地,从而发出了“人类无论如何得需要一个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人类的将来”的呐喊。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与人类的生命融为一体。

  确实,关键问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否认同。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成了打趣和讽刺的对象。这些人忘记了或根本不懂得这一条: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被人们向往和追求,不仅在于人们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不满,而且在于人们争取更高的社会价值理想的愿望。

  要具体把握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路标,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所有学说中最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部分。如果说在苏东剧变前,主要是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推崇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那么在苏东剧变后,这种推崇已遍及几乎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

  最近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越来越重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不仅仅是作为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出现,而且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体,作为主体-客体而出现,对生命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本质。只要接受这一基本认识,也就必然会接受马克思所提出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对自然进行“人道的占有”,“把自然界改造成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打破“多与好之间的联系”而确立“少与好之间的联系”,构造出注重质而不是片面追求量的新的生活方式;不是在消费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寻找满足。这是一条与目前人们的生活相违背的人生道路,但同时也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道路。

  人们或许可以对马克思其他方面的理论提出这样那样的指责,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几乎是无可辩驳的。只要这两方面的理论能为人类未来指出一条正确道路,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胜利前进的旗帜,也有充分理由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四、马克思主义能否仍然成为当今中国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曾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那么,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否仍坚持这一认识呢?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人已对此产生了动摇。而这一动摇,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从思想认识而言,有两个“结”必须解开:

  其一,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成绩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大概很少会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没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没有中国当今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关键在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我们把邓小平理论定义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现实结合,才提出了适合当代中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所结下的丰硕成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结下的丰硕成果。

  其二,中国目前的一些做法,确实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找不到直接的根据,那么怎样来理解目前的一些做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按照一些人的逻辑,只要承认目前的一些做法,那也就等于确认马克思主义已不为当代中国所必需。这些人在思想认识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目前的一些做法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观察。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当下只能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的事情。我们在做眼前这一切的时候,是紧紧地把它们与马克思所指引的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要不要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就是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的问题。为了使中华民族大步进入现代文明的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和吸取西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把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照搬到中国来,我们一定要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有别的新文明模式和新生活方式。一种文明样式总是建立在特定思想文化的基础上的。要建立新的文明样式,当务之急是构造一种与西方思想文化相异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是当下中国的三大思想资源。构建当代中国新的思想文化,离不开对这三大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必须明确,当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这三大思想资源时,不能把它们相提并论,尤其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在构建中国新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有着特殊地位和功能,甚至可以把这种特殊性与轴心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为之提供理论支撑的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判断仍然十分正确: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唯一的选择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如果这样来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难道还不能确立和巩固起来吗?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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